这段文字写于11月3日，距正文刊载尚有近半个月时间，如果鲁迅要修改正文中的相关说法，其实完全来得及，然而他没做任何改动，只发了这样一则
我以为，这是为表达他独异于他人的“欣喜”，是为与当时他“眼见”与“听说”雷峰塔倒掉之人所表达的遗憾、惋惜之情相对比。与其他人站在历史文化的继承者角度回顾雷峰塔悠久的文化价值不同，鲁迅选择的是民间普通人的视角，并指出该塔的镇压特性。与其他人丧魂落魄、一唱三叹不同，鲁迅对它的倒掉用了“居然”二字，以呼应他幼时就有的“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以及长大后的“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这种难以抑制的“欣喜”与最末的“活该”，恰在一条越来越激昂的情感线上，一起表达了他反叛镇压者、呼唤人之自由的热诚。
今天天气晴朗，秋高气爽，爸爸妈妈带我去雷峰塔游玩。当我们兴致勃勃地来到了西湖，老远就看见了那雄伟壮观的雷峰塔矗立在西湖边。雷峰塔的塔顶上有个金光闪闪的大葫芦，壮观极了!我们徒步走了20多级台阶，来到了雷峰塔前。
完成并发表《论雷峰塔的倒掉》之后的两个多月里，关于雷峰塔的倒掉所引发的各式反响甚多，然而鲁迅除了在致郑孝观信中简单谈及相关事宜外，对一切言说均取冷眼旁观之策。直到鲁迅在日记中仅注明“无事”的1925年2月6日，他才因胡崇轩《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一文再次论及雷峰塔的倒掉，继续表达了他的欣喜，同时更深刻地书写了他的悲哀。
首先，我们进入了雷峰塔的底层。我看见了残缺的遗址——一大堆褐色的砖头。顺着弯弯的楼梯，我来到了一层半，看到了栩栩如生的木雕，木雕上画着白蛇传的故事。二层是巨幅的壁画，向我们讲述着一千年前吴越王建宝塔的故事。
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的“欣喜”被置换成了“畅快”，而且是“幸灾乐祸”的“畅快”。较之《论雷峰塔的倒掉》，此时鲁迅畅快的不仅在于雷峰塔的终于倒掉，也在于旅客对“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呵”的再三叹息。因为在他看来，“我们中国的许多人……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而雷峰塔的倒掉，“正是对于十景病的一个针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也就是说，《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欣喜的是雷峰塔这座镇压之塔的倒掉，欣喜于被压迫者白娘娘终于得以翻身，是在针对压迫者发言；《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欣喜的则是雷峰塔的倒掉破坏了国人的“十景病”，有力针砭了国人的沉疴痼疾，故而该文乃是在针对患病的国人发言。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载《语丝》周刊1925年第15期
然而在该文中，鲁迅的悲哀，也正由于他意识到这种畅快乃是“无聊的自欺”，因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地再来补足了十景而后已”，而善于修补老例的国人在十景终于再次出现后，依然会留下一堆瓦砾。破坏者的破坏其实是做无用功，因为破坏之后不可能有真正的新建设。为更深入地阐释这个问题，鲁迅首先论述了在“十景病”顽固留存的中国，类乎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勃生的“轨道破坏者”根本不可能诞生，“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其次，鲁迅认为维持“十景”停滞的生活很难，故而一定会有破坏，如中国屡屡遭遇的寇盗式的破坏，国人只剩得在瓦砾中修补老例，绝无彻底建设的可能。最后，鲁迅指出，即便在并无盗寇时，国中也多有奴才式的破坏者。此次雷峰塔倒掉前民众因迷信而挖砖、搬砖回家的举动，正是例证之一。这种奴才式的破坏，在将来“十景病”泛滥而终于再造雷峰塔之后照样会出现，因而雷峰塔照样会倒掉，最终留下的依旧会是一堆瓦砾。不满于真正的破坏者在中国社会的不可能出现，不满于寇盗式破坏，尤其是奴才式破坏的始终存在及国人的不思悔改，鲁迅悲愤地说：
初一作文 篇1 我的家乡郁南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古风纯朴的地方，亦是中国无核黄皮、沙糖桔之乡。黄皮是家乡最受欢迎的水果之一。每年七八月之间是无核黄皮成熟的季节。满山的黄皮，一眼望去，真是数不胜数。
这是观看把戏给的赏钱，与之极不协调是那群衣衫褴褛的乞讨者。这不是同情怜悯的施舍，一块平摊在地上的白布上的黑字叙述这他的遭遇。有民谣唱到“昨日入城市，才八，满车站立者！蓦地。
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
显然，此处鲁迅是由胡崇轩探讨雷峰塔倒掉原因的通信而起，但那仅仅提供了他抒发议论的起点：鲁迅不认同他对雷峰塔倒掉的可惜之叹，也不认可他由此生发出的对“历史上有价值的古物”“清室里面的东西，尤其是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的担忧之语，而是拈出其中的“西湖十景”缺失之叹来起笔。胡崇轩等由雷峰塔之倒忧及中国文化根基之岌岌可危，鲁迅则由此事看透了国民性：不仅包括雅人、信士、传统大家、新知识分子等国人对“十景”的崇拜，而且包括国人长于修补老例而不知真正破坏然后建设的沉疴。鲁迅对寇盗式破坏、奴才式破坏的警惕，与对革新的破坏者的热切呼吁，是他最为痛心的言语，而这，显然已超出了雷峰塔事件本身，超越了时人对雷峰塔的所有文化想象与文化关切。
三、鲁迅的欣喜与悲哀：缘由及其先见之明
我终于登上了塔顶，俯视下去，西湖中的苏堤垂柳、三潭映月等，已各自优美的姿态豁然展现在我的视野中。雷峰塔下还有一个硕大的放生池，红鲢在浮草中欢快地摇摆着尾巴，体态憨厚的乌龟在享受着天伦之乐。
“风景（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人造的或者自然的）总是以空间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种空间是一种环境，在其中‘我们’（被表现为风景中的‘人物’）找到——或者迷失——我们自己。”雷峰塔这个特殊的空间，曾让众多雅人、信士和传统大家在其中找到并确证了他们自己，而塔倒后无法寻找到载体的事实，使得他们在一定意义上进入迷失状态，从而产生了迷惘、感伤、悲凄等情绪。新文学阵营中人，其实也多未能避免这样的思维框架。比如，《论雷峰塔的倒掉》发表前，魏金枝就写了散文《不祥的预兆》，认为雷峰塔“太美丽”“太飘逸”“太幻想”，它的离开让他们这些“愚人”“太失望”，从而认定“必更有可怕的事情发生”，“更有在这继续，崩坏中压死的事情发生”，“更有从美丽变为平凡的事情发生”，因而雷峰塔之倒掉是“不祥的预兆”。《论雷峰塔的倒掉》发表后，青园曾关注到该文，但他说：“对于雷峰塔的倒掉，无人不落同情之泪，——惟鲁迅在《语丝周刊》上第一期上有一篇文章，《论雷峰塔的倒掉》，只说了那许多白蛇娘娘、青蛇小姐，等等的神话；并未提到他对于人有什么样的价值。——她在西湖上的本身价值和对外游人发生的情感，可想而知了。”可见，在“无人不落同情之泪”的氛围中，鲁迅的“欣喜”并不符合青园之类人士的心理预期。孙伏园在看到《论雷峰塔的倒掉》之初稿后，只说“雷峰塔并非就是保叔塔”，而并未对其中的观点表态。在发表郑孝观支持鲁迅“雷峰塔即保叔塔”观点的文章时，孙伏园在按语中也并未言及他对鲁迅观点的认同。与此同时，孙伏园在自己主持的阵地《京报副刊》上选载了其弟孙福熙那满纸遗憾的《吊雷峰塔》以及胡崇轩的来信《雷峰塔倒掉的原因》。1928年，一首名为《吊雷峰》的新诗还这样写着：“西湖依然，/只少了个雷峰塔影/夕阳里来了游人，/都说便宜了白娘娘和小青青。”这样的诗作内容，载于一幅雷峰夕照照片之右，显然蕴含着作者因雷峰塔倒塌而获致的不尽感伤以及背离新思想新文化而认同传统观念的思想倾向。此外，俞平伯、沈尹默等重要新知识分子还曾写作向雷峰塔致敬的旧体诗，俞平伯亦加入了考证雷峰塔之经的队伍。相较于上述诸人，鲁迅从雷峰塔这个特殊空间中找到的，是被压迫的弱势的白蛇娘娘、普通民众以及自己，雷峰塔的倒掉让他找到普通民众重获自由的欣喜而不是迷失。而当旅客、胡崇轩等民众、文人都在惘然若失于“西湖十景”之缺，哀叹找到的是自我认同缺失的废墟之际，鲁迅却由这样的迷失再次确认了自己的畅快，并由此指出国人患有“十景病”的悲哀事实。鲁迅的认知，的确迥异于当时的官与民、雅人、传统大家与新知识分子。
▲顷刻间倒塌的雷峰塔（博物馆之夜《千年等一回》）
鲁迅对反抗压迫的欣喜与欢呼，对民众奴才式的破坏的愤恨，对长于修补老例的“十景病”患者充斥于国中的悲哀，是他一生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此期思想中的重要一环。
写作《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前后，鲁迅曾对当时的新诗创作、青年批评家的批评、青年必读书征文发言。在《又是“古已有之”》中，鲁迅坦言自己“十三年之前，确乎是一个他族的奴隶”；当时青年批评家主张“取缔文人”、禁止写诗，不许用“花呀”“吾爱呀”这样的词汇，让鲁迅禁不住联想到宋朝为禁诗而设置“笞令”，感到“古已有之”的老例重现的可能：
倘说这不定“笞令”，比宋朝就进化；那么，我也就可以算从他族的奴隶进化到同族的奴隶，臣不胜屏营欣忭之至！
我还在雷锋塔上看到了美丽的西湖,还看到了保俶塔,在西湖中央看到了三潭映月……而且我看到宝俶塔跟雷锋塔一样,都是西湖边上的塔,它所在位子在我看到西湖的左边,如果我在保俶塔上看雷锋塔,那就在右边的湖边!而且。
显然，鲁迅对青年批评家的这种压迫持明确的反对意见。紧接着，鲁迅又在《晨报副刊》发表《文学救国法》，讥讽那些认为写诗导致国运衰微者。随后，鲁迅创作了《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对当时诗歌写作禁用感叹号之类进行了回击。对批评家的反抗，在他随后发表的《未有天才之前》中，体现为他认定“恶意的批评”正是天才难以出现的重要原因。他对以几板斧砍伐创作者之努力的恶意批评十分不满，认为即便那些作者不是天才而是常人，他也“希望”能“留着”。否则，“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他呼吁道：“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到了被孙伏园邀请给青年开必读书时，鲁迅洞见了为所有青年开必读书做法的荒谬，说自己“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并基于当时的客观情势而向“若干读者”建议“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从而主张想做活人的青年们“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其实，1924年尤其是1925年，鲁迅遭遇了很多让他悲痛的“钉子”，使得他不得不勉力应战，从而感到自己运交华盖。鲁迅这种由于“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而完成的文字，是他“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写作这些文字的鲁迅，在反叛性上，与欣喜于雷峰塔这镇压之塔倒掉的鲁迅一脉相承。
对于民众奴才式破坏的愤恨，是鲁迅一生都持有的热烈情感。1924年前后正是复古思潮潜滋暗长之际，鲁迅对偷挖中华民国柱石的愤恨，其实异常强烈。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在论及奴才式的破坏将导致瓦砾留存而建设全无之后，单独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
这句带感叹号的话，表面上逸出了该文正常的表述逻辑，然而这浓缩着鲁迅所有悲愤情感的话语，恰恰是鲁迅至为热烈的心声，是他对共和之爱与对悄然拆毁其柱石的民众之恨的集中表达。这与鲁迅此期写作的《论胡须》中对国粹论者、改革者的不满相关，与周作人在爱情定则大讨论中悲哀于“代表旧礼教说话”的青年人甚多相吻合，也与“艳体诗”事件中以孙伏园、钱玄同为主的新文化阵营集体批判吴虞的思想退化存在内在关联，更与1925年章士钊提倡尊孔读经的言论出现后，钱玄同、鲁迅、周作人、胡适等集体出场加以否定与批判的行为一脉相承。事实上，当理解了鲁迅对奴才式破坏的愤恨之后，我们才更能明白《未有天才之前》这篇演讲稿的重刊问题。如所周知，鲁迅于1924年1月17日在北师大附中的演讲，已经刊载于该校《校友会刊》第1期，但鲁迅在1924年12月22日重新校对该文并寄给孙伏园，其缘由就是他看后觉得“其生命似乎确乎尚在”。鲁迅的再“看看”，显然预示着有事情触动了他的神经，而他所言的“其生命似乎确乎尚在”，则表明他认识到该文之于当时状况的针砭意义。在该文中，鲁迅明明知道社会上要求文艺天才，却与听众即学生们分析“未有天才之前”这一问题：“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这些“论调和趋势”，就是“整理国故”“崇拜创作”与“恶意的批评”。他相信：
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四年级西湖作文10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四年级西湖作文 篇1 星期六,阳光明媚,我来到了西湖边踏春。 漫步在湖边,春的气息迎面扑来,使人心旷神怡。眼前的的垂柳如同婀娜的少女甩着她那飘逸的头发,迎着春风。
他提倡听众做泥土、建设者，而不做破坏天才成长环境之人，与他对奴才式破坏的警惕，在一定意义上恰好相关。
雷峰塔的出名和传说“白蛇传”有关。传说峨眉山中，有条白蛇经过千年修炼成了美丽女子，名叫白素贞。一年清明时节，她和由青蛇修炼成人的侍女小青，同游杭州西湖，结识了许仙，两人结为夫妻。有一次，许仙到金山寺进香。
我们就进入了雷峰塔，我们先从一楼跑到二楼坐电梯到了第七层，我们就走上了第八层，望下面一看，那么高，感觉就象从天上掉下去了，好可怕。从塔上望下去，西湖就在我们的脚下，好美丽。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今天上午，我和爸爸、姐姐一起到雷峰塔去玩。本来以为第二课堂我们学生只要刷市民卡就可以了，但没用，还是要买门票的。听导游讲解：雷峰塔原名皇妃塔，是吴越王为祈福建造的佛塔，后来倒塌了。
上述的文字梳理，或可使我们明了鲁迅为何会在“雷峰塔的倒掉”这一文化事件中作出那样的发言，然而若将视线向后延伸就会发现，鲁迅当时的欣喜与担忧其实异常可贵。因为，重建雷峰塔以再造“西湖十景”成为长时段里不绝如缕的重要议题，而在终于重建成功之后的反响中，两歧意见始终存在。
▲重建后的雷峰塔
在《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发表前后，就有戟髯建议将西湖边上红墙砖拆来重建雷峰塔，孙福熙希望“我们群力检点断片……与旧日丝毫不差的重建起来”。这种言论，与前已举出的试图重建雷峰塔的言辞一起，形成了一股重建潮流，且持续流淌于其后的漫长岁月中——1931年，雷峰塔重建无望的消息在《大公报》刊载；1933年，雷峰塔改建为大墓以专葬近代英雄烈士的消息，一度受到《中央日报》《京报》《益世报》等报刊的重点关注；1935、1937年，又有筹建雷峰塔的消息传出；1947年，《申报》上还特意刊发了《蒋主席亲题“湖山增胜”杜月笙独捐廿亿重建雷峰塔》的消息，《中央日报》也选载了《雷峰塔将重建》的新闻；1988年，公刘在杭州还听闻有人拟重建雷峰塔，为此写就了反对重建的新诗《雷峰塔》。2002年10月25日，雷峰塔终于重建成功。既有赞成者称颂其在中国风景保护和建设史册上拥有四个“天下第一”，也有反对者认为它是“现代新建冒名古建筑”，本就不值得、没必要重建。对新造的雷峰塔的两歧意见，与“雷峰塔的倒掉”事件中新旧知识分子与鲁迅观点的分歧颇为相似。由此可见，鲁迅当年指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要苦心孤诣巧言花语地再来补足了十景而后已”，的确具有先见之明，他对国人的“十景病”的针砭，现在看来依然没有过时。
结语
“集体记忆并不是一种没有生气、被动的东西，而是一个活跃的场域，过去的事件在其中被挑选、重新建构、保留、修改并被赋予政治意义。”雷峰塔在倒掉前的文化价值已有较为明显的类型，可谓形成了“集体记忆”，而在倒塌后，这种“集体记忆”被唤醒、修补、选择与重构，使得雷峰塔本身具有更复杂的意义。鲁迅在这次重要事件中的发言，隶属于当时的文化场域，而又带上他独特的思想印痕。他那独有的欣喜、深刻的悲哀，在当年并未找到更多同调，在后来也未被充分重视。今日的我们重读他论雷峰塔倒掉的文字，在惊叹其议论深切之际，或许也会禁不住在心内生出几分悲凉。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